朴成俊:韩国的全球供应链重组战略
01
研究背景
1. 中美在高科技领域里的竞争在加剧
目前,中美两国的技术力竞争以尖端技术产业为中心而开展,尤其是集中在半导体、AI (人工智能) 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领域里。因此,人们认识到,掌握尖端技术产业主导权的国家可以主导今后的国际秩序,中美两国也主要在高科技领域展开激烈的竞争。拜登政府与前任的特朗普政府不同,加强对同盟关系的重视,使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弈不仅包括双边关系,也涉及到周边国家,从而呈现出“全球阵营化”的态势。
2. 美国加大对中国牵制的力度
美国试图阻止中国的技术追赶,保持和扩大美中之间的技术差距。美国警惕中国政府在中国技术追赶美国中所发挥的作用。2018年3月中美贸易战开始之际,美国提高对华关税措施的主要理由,就是针对中国政府在技术转让或知识产权方面的措施以及相关的产业政策。
最近纪念,美国国会提出并通过各种法案,试图确保在中美科技竞争局面下的技术优势。例如,有“外商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8,以下简称FIRRMA) 、“出口管制改革法”(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of 2018,以下简称ECRA) 和“美国创新竞争法”(United State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2021) 等。
3. 全球供应链重组议论在激化
随着中美科技竞争的日益加剧,世界正在进行脱钩和供应链重组的议论。如果考虑到错综复杂的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预计去“部分脱钩”将发生在高科技领域里。
02
中美科技竞争力的变化及趋势
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比重的变化 ([表1]) 来看,2004-2006年、2017-2019年两个时期,中国在出口额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两个时期内中国的出口额占比大幅上升,而美国则略有下降。
从产品数量和产品系列来看,两个国家的竞争力呈现出缩小趋势,美国的相对竞争力下降,中国的相对竞争力上升。在电子(05 Electronics)和高级材料(07 Advanced Material)领域,最近中国两国的竞争力在产品数量和产品系列呈现相似的比较优势指数。
另一方面,美国在整个高科技产业领域仍然具有整体上的竞争力;而中国在某些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在某些领域竞争力则很弱,例如生物技术(01 Biotechnology)、生命科学(02 Life Science)、航天科学(08 Aerospace)和核技术(10 Nuclear Technology)就是代表性领域。
从上述图表可以看出,毫无疑问,中国的高科技竞争力正在加强。也可以解释为,虽然在高科技产品制造方面,各领域或存在差异,但美国的整体实力逐渐在下降,中国实力在急速上升,这是客观事实。
另外,在专利申请数量方面,中国赶超美国后,已经开始领先;但在知识产权方面,美国还是领先于中国。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数量指标上似乎缩小了与美国的技术差距,但在质量方面仍然落后于美国。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专家延元浩(2020)指出,中国在原创技术的应用上表现突出,但在原创技术的研发上仍然存在短板。
目前,中国正在努力缩小技术差距,但还不能认为中国已经赶上美国。同时可以看出,中国的技术追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特别是在某些领域的生产 (制造) 方面具有相当的优势。
[图2] 中国之间专利申请和知识产权收支变化就比较
资料来源: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专利申请) 、World Bank (知识产权收支)
03
全球供应链重组前景
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急速进展、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等,通过全球外包降低成本变得容易。从政治、外交的角度来看,各国融入国际贸易秩序的乐观情绪占据上风。由于上述原因,全球分工被搞活、细化,出现了发达国家集中在高附加价值的R&D 等领域,发展中国家集中在利用低工资的制造等领域的模式。然而,全球分工的细化往往导致产品生产所需的环节增加,以及各生产环节的竞争减少,导致当某一环节中的链接因地缘政治因素或偶发因素而停止运行时,整个供应链将遭到破坏,并且难以迅速替代某一环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各国减产及由此引发的全球供应链混乱,这些事件促使各国政府更加关注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强韧性。
随着最近政治、外交问题投射到经济问题上,全球供应链的不稳定性正在上升,预计全球供应链重组将导致生产成本的上升。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是指在发生外交争端时一国为向另一国施压而中断供应链的行为,可能导致“相互依赖的武器化”。
最近,以中美竞争为契机出现的全球供应链重组,可以说主要是由上述的政治和外交问题所引起的。如果说,之前的全球分工使以最低的成本生产产品成为可能,那么最近的全球供应链重组则通过减少可供选择的选项增加了生产成本,这将最终导致全球增长下降和消费者福利减少。但是,即使主要国家政府战略性地推进供应链重组,作为实际生产主体的企业也会在考虑生产成本和政治不确定性导致的费用等因素后,决定是否迁移和新投资。因此,根据不同的企业,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反应。
尽管生产成本上升,当前的地缘政治条件依然成为提高各国政府持续推进供应链重组的诱因。从最近的乌克兰局势也可以看出,地缘政治争端严重影响全球供应链,导致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加剧,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在所谓“新冷战”趋势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除了一部分大国外,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只能接受这种地缘政治条件下的外部环境。正因如此,所谓的经济安全备受关注,供应链稳定性在各国供应链政策中的优先地位在日益提高。
2. 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前景
供应链重组的主要方向有重塑、“友岸外包”、供应链多元化、确保有足够的缓冲库存等。
正如拜登政府的“供应链报告”和“美国创新竞争法”所述,美国正在积极推动回迁产业链,试图通过大规模回迁投资提高竞争力和搞活经济等。但是,由于全球外包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制造方面的经验已经缺失,因此,预计如果大规模回迁,由于效率低下,生产成本预计会急剧上升。
此外,如果本国国内生产是垄断性的,则改善供应链脆弱性的效果也可能微乎其微。同时,以可信赖的友邦国家为中心重组供应链的所谓“友岸外包”(friend shoring)也是美国等主要国家供应链重组的方向性之一。“友岸外包”也可以减少供应链脆弱性所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其目标是围绕在该领域已经具有较高竞争力的国家进行供应链重组。
美国的供应链重组包括传统盟友——欧盟国家、韩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参与,美国-欧盟贸易技术委员会 (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TTC)、印太经济框架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 work, IPEF) 等将在这方面发挥主要作用。
04
对韩国的一些启示
需要考虑各种供应链重组方案的优缺点,并对其进行适当的组合。
需要考虑地缘政治因素,以难以替代、战略重要性高的产品为导向,在经济效率低下的情况下推动共享。
需要先分析整个供应链,以确定具有较高战略重要性的产品。对于一般产品而言,积极利用经济成本相对较低的供应链多元化和保留缓冲区库存等方案。
2. 积极参与全球供应链重组进程
拜登政府推进的供应链重组构想中也包括韩国,韩国企业可能会有充分的参与空间,因此有必要抓住机会。考虑到已有一些大公司进入美国市场,现政府也宣布要参与印太经济框架(IPEF),因此有必要就此采取战略性措施,以追求国家利益的同时,同时增强韩国供应链的稳定性。
3. 增强科技竞争力以确保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
从美国-欧盟贸易技术委员会和美国的供应链政策动向等可以看出,高科技已成为外交和供应链政策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因此,需要增强科技竞争力,以确保在重新调整的全球供应链中占据优势。为此,半导体等未来产业相关的技术开发领域需要积极的政策支援 (R&D支援、人力资源培养等)。同时,参与全球供应链的每个环节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所以重要的是确保供应链关键环节所需要的先进技术。
4. 需要通过立法来积极保护本国的高科技产业
高科技是未来的增长动力,技术开发需要大量的资源,因此在努力开发技术的同时,还要努力防止这些技术的外流。
美国制定《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FIRRMA)后,德国、英国、法国、 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相继加强了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因此,韩国非常有必要保护高科技及与此相关的核心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并防止技术外流。考虑到现行法规中没有与此相关的具体条款,高科技保护难度大,任意采取限制措施可能引发与对方国家的外交摩擦,所以应参考美国“外商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 (FIRRMA)等,建立保护高科技相关制度。
5. 需要战略性地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进程
目前,美国提出了以核心同盟国为中心,将技术、理念、安全联系在一起的联合战略。拜登政府阐明重返多边主义,但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功能弱化、地区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表现出以美国-欧盟贸易技术委员会(TTC)或印太经济框架(IFF)等地区合作体为中心,加强联合并形成国际经济秩序的意志。
韩国参与的印太经济框架是大型经济合作体,不仅涉及贸易和供应链相关事项,还涵盖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等未来成为增长动力的领域,预计还将在技术标准及贸易规范形成方面发挥作用。因此,韩国通过积极参与相关讨论,努力使国际经济新秩序朝着有利于韩国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
6. 确保与中国等主要国家之间良好的外交关系
中美竞争和各种地缘政治矛盾预计将在中长期内持续下去,这种矛盾状况通过贸易和供应链等对韩国经济也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通过与主要国家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来确保供应链的稳定,特别是在参与美国主导的机制的同时,需要努力与中国确保良好的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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